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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奎。资料图

冯奎（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

近期，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密集发布了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文件。这意味着，以“头部城市”引领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将迎来新的浪潮。北、上、深等城市能发挥较强的“引领”效应，他们通过出台支持性政策，将人工智能之热通过产业传递给企业的做法，这值得其他具备条件的城市进一步研究并学习借鉴。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人工智能城市”的概念，防止脱离产业实际而简单追求建设所谓的“人工智能城市”。

中国的一线城市抢抓人工智能，主要是出于产业考虑。去年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展示了其超高的交互水平、通用性等特征，对科技与产业构成巨大的冲击。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具有较强的研发力量、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以及数量众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具备条件将这种人工智能冲击转变为引领产业发展的力量。同时，这些超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巨大、工业化信息化加速迭代发展，与城市生产生活关联的各类应用场景极其丰富……由于具备基础条件，超特大城市选择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并抢夺产业竞争优势，这就是必然之举。

人工智能将持续升温，政策的重点主要是将人工智能之热通过产业传递给企业，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目前大体上体现了这样的思路。比如，深圳从强化智能算力集群供给增强关键核心技术与产品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打造全域全时场景应用、强化数据和人才要素供给、保障措施六个方面，提出十八项具体举措。北京从突破关键技术、夯实底层基础、构建产业方阵、推动场景建设、构建创新生态五大方向，提出了十六项重点任务。上海市强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专项等引导作用，支持民营企业广泛参与数据、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综合起来看，这些做法突出强调了确立和抢占更具竞争力产业技术方向、建设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培育壮大企业主体等内容。

这其中，有必要对城市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人工智能城市这二者进行区分，避免前者的“引领效应”不合理地溢出到后者上面，进而引发一些地方脱离产业实际地规划建设“人工智能城市”。实际上，前一阶段已有这方面迹象。比如，有的城市政府以公共财力打造一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仅应用价值较低，还直接增加财政负担。有的城市由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些缺乏边际效用的公共服务，比如在人员稀少的办事大厅里摆放“值班机器人”。有的城市以政府之手代替企业之手，规划建设了过度超前而使用率很低的人工智能产业服务设施。脱离实际地建设人工智能城市，这种现象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发展思路上讲，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对发展人工智能的政策重点没有准确把握。

人工智能代表了先进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是未来国家和城市竞争重要领域，因此要支持一线城市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也正因为人工智能产业如此重要，当前才需要有更加清晰坚定的技术路径与政策支持方向。诚然，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超过了我们认知，但也正因如此，政府之手对此要“有所不为”和“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人工智能一定要进入产业发展轨道，要让技术和产业力量引领企业发展；“有所为”是政府部门要充分考虑人工智能可能对城市规划建设、教育卫生文化等各种公共服务带来的深刻影响，研究人工智能市场失灵可能的情境，做好法律、政策、伦理等治理的储备。在“人工智能城市”之前，许多地方也曾涌现出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孪生城市等各种概念。城市政府应该从这些新型城市发展中获得经验与教训，用更多的精力改善要素条件，开放和创造应用场景，促进企业与城市的智能化一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