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3：西方“大萧条”或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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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萧条”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大萧条”，虽然在当代经济学教科书中，作为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周期的典型标本，为世人所熟悉；但除了专业研究者，世人对“大萧条”基本上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经济学教科书和众多的经济类书籍只是描述了现象，对其成因和发展只是按照经济周期和各种危机理论，予以简单套用，对“大萧条”的特殊性和深层原因，并未有深入分析。实际上，即使专业研究人士和政策实践者，对“大萧条”的前因后果，也未有定论。2008年金融危机后比较为市场和研究界所公认的“大萧条”成因是金融约束论——由于金本位下，央行不能无限扩张货币，以致经济低迷时通货紧缩和需求收缩相互促进，经济、物价和流动性在“金融加速器”机理（一种近似蛛网模型的正循环自反馈机制）下，持续低迷；给后世的经验和教训自然也是金融方面的，只要金融能扩张，“大萧条”就不会重演。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美联储的掌门人就是这么认为和这么干的，到现在为止他的QE（量化宽松）政策，基本上被市场认为是正确的应对；伯南克本人因此研究和实践还获得了202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另外2人合得）。不过，“大萧条”的金融约束论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即金属货币制度下，货币是内生的，流动性水平和经济运行间有着自发调整的互适性，即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会通过价格调整，使流动性水平自动和经济规模相适应。黄金并不会减少，即使跟不上商品扩张速度，连续4年通缩和萎缩后，社会流动性水平早就适应经济运转所需而有余了。“大萧条”表现出来的危机，因其时长自然不会是经济周期性的阶段调整，而是经济系统和社会结构的“时代转变”：回顾历史，上世纪20、30S的工人运动正处高潮期，工会等工人运动组织经常为团体利益而发动罢工等运动，工资刚性逐渐侵蚀了食品价格决定工资水平的前时代和市场规律，劳工运动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刚性增强，意味着社会失业率的上升和市场“出清”的困难。从而使得经济周期性的调整延长至演变为“大萧条”危机。

2. 仅“稳金融”走不出危机阴影

“大萧条”对当代经济人实际上是既熟悉又陌生，它似乎很严重、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到底有多严重？延续了多长时间？从通胀和经济增长的角度，“大萧条”实际上仅延续了4年时间，1030-1934年间，美国经济和通胀双收缩，1935年后经济和通胀都恢复了正增长。从资本市场股市运行的角度，股市指数要经过14年后（即1954年）才到达1929年危机前的高点，不过在经济回升后股指即已恢复了危机前1-2年的水平。从经济增长的角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的“大停滞”状态，堪比“大萧条”；即使没有疫情的冲击，西方世界仍未能走出2008年危机阴影，也是确定性事件。为什么隔离了金融约束的经济还会持续低迷？经济持续低迷意味着市场仍未出清，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出发，对经济周期性低迷调整做出应对的是资本和劳动。危机后欧美等西方主要经济体都采用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资本和货币环境是做出了充分的应对调整的，甚至是过度的调整——欧洲不少经济体甚至进入了“负利率”状态。然而。西方经济体系中的劳动力市场却一直未有“出清”，福利制度日趋固化下，危机时期政府越有加强福利体系的倾向，这使得西方社会一方面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则工资水平难以下降。扩张的货币也失去了投资效应，转向了一种全新的政策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扩张的货币只能“救金融”，不能救经济。

3. 疫情大救助或令“大萧条”重来

COVID-19冲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经济上采取了全民直接发钱的大救助模式，这种“直升机撒钱”模式的经济效果，固然直接且显著：人性对于“意外之财”通常有很高的消费倾向，居民拿到救助后自然能花则花（消费），不能花则“赌”（投资，如购买meme股等小盘股）。虽然经济形势不好下就业形势不好，但工资在全民直接救助的“大撒币”模式，仍然出现了一波涨薪潮，欧美主要经济体因疫情救助的大撒钱，引发了2021年“大涨薪”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正是这种“大涨薪”带来了2022年的“大涨价”。因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世界因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而一直不能走出危机阴影；2020-2021年的疫情撒钱救助模式，更使得西方原本已接近“出清”的劳动力市场又重趋失衡。金融危机后直至疫情前（2009-2019），西方货币扩张是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体系进行的，为促使金融体系信用扩张，货币当局甚至不惜采用了“负利率”政策；疫情期间的货币扩张，则采用了直接全民发钱的模式，直接扩张了社会信用和市场需求，但副产品是提高了全社会薪资水准，本来福利体系下很难“出清”的劳动力市场，此时就不是延长“出清”、何时“出清”问题了，而是市场失衡加剧会引发何种经济失调问题了，显然第一步的通胀问题已经呈现在市场面前。“大涨薪”时代要让企业扩张，看来只有在经济运行规则方面下功夫了。这方面的实践表现也已很充分：美国采用了技术限制和市场准入政策调整，欧洲则在数字技术标准、碳足迹等ESG方面建立了准入规则。不过，这些措施纵使有助于西方经济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但其内在动力缺失下只能加速其资本外流，经济萧条+金融平稳的组合状态，或仍将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