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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不久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批评美国的国际战略沟通和接触能力不足，呼吁美国“重新学习如何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无独有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4月底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否定过去40多年来“基于错误学说的新自由主义”，呼吁构建“新华盛顿共识”，这被认为预示着美国战略和经济思维的新变化。这些事实表明，美国执政和战略界精英开始担心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对外宣扬的那套故事越来越讲不下去了，美国作为“布道者”开始不再相信自己原来的布道，它正试图“推翻”历史并编纂一套新的“美国故事”。

“讲故事”本质上是运用软实力、提升话语权。要讲好故事，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本国发展能够支撑自己的故事，当下的美国需要翻新“故事”来解释为什么它在国内外无法做成的事情越来越多；二是本国的故事和发展要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融，美国“讲故事”也要容许别的国家讲它们的故事；三是本国故事和发展的前景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三个条件当中最关键的是本国发展能够支撑自己的故事，从而赋予其吸引力、影响力。

但就当前情况来看，第一，“美国故事”的自身社会条件已经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所暴露的社会不平等危机、政治极化所带来的民主制度可持续性危机等，打乱了美国在现代资本主义模式下形成的价值观共识，旧有的关于“自由信仰”“自由市场”“自由民主”等叙事无法为美国应对危机提供稳定的解决办法，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国故事”对其他国家的示范力量。

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美国的说教和吹嘘不仅导致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偏执情绪，在国际上也遇到怀疑和抵触。越来越多人不再把美国视为模范，而是担忧美国政治制度是否健康以及能否产生值得信赖的结果。在对外关系中，美国无法达成贸易协议，拒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裁决，未能履行帮助贫穷国家实现能源转型的财政义务以及美国的“退群”、极限制裁、高科技出口管制等举措无法得到盟友的跟随等等，都暴露了“美国故事”的道德破产。

第二，美国需要用新的战略、新的故事来拉拢“全球南方”国家。根据盖茨的设计，美国“讲故事”应重点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大力扩展民间交流为基础，协调与盟友的行动并整合战略传播能力。沙利文对去监管、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市场经济政策的质疑，也显示其对“南方国家”关切的呼应，因为后者已明确认识到“这是一个掠夺性、毁灭性的模式”。

长期以来，美国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把“南方国家”视为必须按美国偏好、在国际舞台上选边站队的“次级行为体”。近年来，“南方国家”维护独立自主、捍卫自身利益的意识更加强烈。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被边缘化，不满于只有当美国需要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决议争取支持时才被想起。2月《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西方要回应“全球南方”的诉求，以在与俄罗斯、中国的竞争中赢得一些“南方国家”。这表明，美欧面对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发展的现实，试图重新平衡全球秩序，为此将不断制造新的议题、生产新的叙事、拉拢新的参与者以制造对中俄的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仍把发展中国家作为推行自身战略的“棋子”。

第三，一个不断提供负面议程、奉行双重标准、拒绝多元文化的“美国故事”注定失败。基于强权政治和大国争霸思维，美国政客在叙事上流于哗众取宠，几乎没有能力在不依赖往昔“荣耀”的情况下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议程。他们用对抗性的思路来解决全球性挑战，采用的办法往往是贩卖恐惧、掩盖真相、压制争论、制造矛盾、分化人心，没有正面议程或正面叙事，企图把世界推入“大国竞争”，体现了完全与现实脱节的世界观。

美国政客在“讲故事”时的双重标准早已暴露在世人眼前。在国内，民主与共和两党都以“自由”之名开展博弈，实则演绎几乎触碰美国宪政制度边界的混乱党争。对外，美国以“安全”之名迫使盟国顺从它的经济制裁、高科技出口管制等措施，实则割盟国“韭菜”，以“为世界负责”之名在全球夺取和行使权力。对华，口头说“竞争”，但不提供公平的规则、不构建公平的赛场，实为搞“对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依靠国际舆论霸权生编硬造出来的“美国故事”仍将难有市场。

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多元文化和思想交流交融交锋，美国决策者是如此迷信于美国的“优越”与“进步”，以至于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不同于美国模式的其他可供世界参考和选择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道路。面对中国方案、中国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倾听和尊重，可以预见，美国翻新“故事”的相当一部分将是鼓吹美式制度优越，洗白美式霸道霸凌，加大用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对华搞制度污蔑、舆论压制、干涉内政，而这些都将注定失败。（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