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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近几年，全球经济面临的超预期冲击较多，经济环境和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较大。在此情况下，人民银行对利率水平的把握可采取“缩减原则”，符合“居中之道”，即决策时相对审慎，留出一定的回旋余地，适当向“稳健的直觉”靠拢。

就如报告所说，宏观意义的利率水平应与自然利率基本匹配。若利率持续偏高，会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形成供给缺口和需求萎缩，不利于经济发展。若利率长期过低，又会带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资金空转等问题。超高和超低利率政策都难以长期持续，必然冲击经济金融稳定。因此，政策利率调整时，通常要在考虑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基础上，向历史周期和全球各区域的平均值收敛，降低政策利率的波动。

长期以来，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体央行通过调整利率和货币供给实现稳定市场和经济增长，给市场传递了“格林斯潘看跌期权”的现象，即每次资本市场大跌就会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救市，相当于给市场一种投机担保。由于全球化时期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廉价供给帮助发达国家抑制了通胀，让美联储等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货币政策能够安全地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导致其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再审慎，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以及疫情期间都将基准利率降低到0至0.25%的超低水平。

但是，在疫情期间，当采取了无限宽松的货币政策后，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迎来了通胀的爆发，而接近于零的利率早已经刺激投资者做出各种长期的套利投资。货币政策短期内的急速逆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过于依赖经验而又自信的美联储没能预料到这种灾难，让自己陷入到一种非常极端而又缺乏主导性的局面。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进程中，这意味着以结构性改革而非以经济增速为主导。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央行从服务于经济增长转向服务于结构调整与金融稳定，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防范金融风险，建立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与美联储相比，中国在疫情暴发前就保持着独立的货币政策空间，在疫情期间，中国也没有跟随欧美货币当局采取过度刺激的货币政策，在有序降低利率的同时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通过发行专项债控制基建的数量和质量，同时还抑制了企业和居民在地产部门杠杆过快上涨。这使得中国货币政策至今仍然保留有政策缓冲空间和回旋余地，而不是将所有子弹打光后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

当前，由于中国CPI、PPI、零售等数据不及预期，市场上存在要求继续降息的声音，希望货币政策能在短时间内起到刺激作用，比如让股市繁荣或者楼市复苏以改善预期。这种声音对于渐进式的货币政策在稳增长同时又要承担金融稳定、调结构等任务感到失望，希望货币政策聚焦于增长，能够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是，当前国内存在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问题，持续降息既不能鼓励更多投资，又会刺激居民部门去杠杆，并且由于滞后效应，强刺激必然会冲击结构性改革，过多廉价流动性在未来某个时刻可能会引发风险。

因此，货币政策应该继续聚焦于结构性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把握宏观利率水平，持续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利率+央行引导→LPR→贷款利率”传导机制，为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营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