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冯恋阁 实习生汤雨昕 广州报道

8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南财合规科技研究院等共同承办的“全球治理话语竞赛下人工智能立法的中国方案”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资料图)

研讨会上，商汤科技合规高级经理苏萱从AIGC三大主流领域出发，结合人工智能行业的三驾马车（包括算力、数据和算法）发展，分享了自己对于AIGC行业如何发展与监管的看法并对未来监管给出建议。

“要谈人工智能监管治理，首先要明确治理的对象。”苏萱介绍道，AIGC（AI Generated Content）是人工智能领域一个重要的分支，这一领域的应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使用大规模的训练数据，通过强大的计算模型在基础设施上实现文本、图像和视频的生成。

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这三大方向与AIGC交汇，共同构成了当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类产品。

具体来看，计算机视觉是使计算机或机器能够“看”和理解图像或视频中的内容的技术。这种技术涵盖了从图像采集和处理到图像分析和理解的各个方面；自然语言处理是使计算机能够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如英语、中文等）的技术。在AIGC中，自然语言处理主要用于生成文本内容；语音识别是一种允许机器或计算机听到并理解人类的语音的技术。这种技术的典型应用是将人类的语音转化为文本，或者使计算机能够对语音命令做出反应。

“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都是AIGC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使得AI不仅能够生成各种类型的内容，而且还能理解和分析这些内容。”苏萱介绍道。

大模型（例如GPT-4、BERT等）则是使用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理解和模拟人类的语言、视觉、听觉等多种模式，从而生成各种类型的内容的工具。在文本生成方面，大模型（如GPT-4）可以生成连贯、有深度的文章或对话；图像生成方面，大模型（如DALL-E）可以生成具有特定属性和特点的新图像，应用于产品设计等场景；音频生成方面，大模型可以生成逼真的人声、音乐等，用于语音合成、音乐创作等场景。

“大模型通过理解和生成复杂的内容，推动了AIGC的发展，使得AI生成的内容更丰富、更多样，也更接近人类的表达和创造水平，进一步拓宽了AIGC的应用范围和可能性。”他直言。

不过，AIGC潮起的另一面，是不可忽视的伴生风险。在新一轮AI变革下，我国的治理体系有怎样的新变化？

8月15日，由网信办等七部门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办法》”）正式施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实践落地指明了方向。苏萱认为，《办法》提供了覆盖人工智能“三驾马车”——算法、算力和数据的法律监管框架。

针对算法，《办法》强调非歧视的原则，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模型生成和优化、提供服务等过程中，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产生民族、信仰、国别、地域等歧视；要求不得利用算法优势，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对于数据，《办法》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依法开展预训练、优化训练等训练数据处理活动；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涉及个人信息的，服务提供者应依法承担相关责任并履行义务。

而对于算力，《办法》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公共训练数据资源平台建设，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能。

“《办法》旨在保护个人和社会的权益，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同时防止滥用和歧视行为，确保公平和公正。”苏萱指出。

不过，在苏萱看来，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和快速发展，目前的监管治理体系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

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极快，新的技术、应用和问题不断出现。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过程通常较慢，可能难以及时适应技术的快速变化。

在应用落地后的监管实践中，他指出，人工智能算法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可能使监管变得困难。算法在设计、训练和应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歧视、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和数据使用的合规性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总体来看，作为颠覆性的新技术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伦理和社会问题，就业问题、隐私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这类问题看法和观点正不断受到挑战、发生变化，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社会广泛讨论形成一个共识。“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中，我们面临挑战远不止提到的这三类问题，但同时也充满了无限的机遇。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推动人工智能行业的健康发展。”苏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