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我爱你!》在公映11天后突破了三亿元票房。放眼近来的影视作品,“夕阳红”恋爱小分队并非孤例。老年人越发显见地站到银幕和荧屏的视觉中心,成为叙事重点。制图:张继

四位主演年龄相加251岁,全片讲述老年人的爱与愁——一部看起来非主流商业市场之选的《我爱你!》在公映11天后突破了三亿元票房。


(资料图)

放眼近来的影视作品,“夕阳红”恋爱小分队并非孤例。不久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你好,妈妈》《梅的白天和黑夜》《乘船而去》等不同板块的中外影片不约而同让老龄群体来到镜头前,深深浅浅地探入老年人的情感世界。春夏时节,剧集市场亦有老年角色出圈——比如《漫长的季节》里火车司机王响和他跌跌撞撞的探案三人组,他们追问真相,也追求一生所爱。又比如,外婆孙玉萍离家出走,当起“城市游侠”,在《外婆的新世界》里,她观察人间世相,也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

老年人越发显见地站到银幕和荧屏的视觉中心,成为叙事重点。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河看来,珍贵的并不在乎有多少老年角色频频出圈,而在乎故事是否从老年人视角出发,在乎故事里的老人是否从刻板印象中突围。

比起“消失的主角”重被看见,老年视角更珍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2.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8%,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达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9%。有段时间,这两亿多人在国产影视作品里是“消失的主角”。正因此,《我爱你!》完完全全把舞台让给老一辈,让几对平凡老人在人生终章放胆谈爱,业界称其为“少见”乃至“罕见”。

《我爱你!》曾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在上影节首映、6月21日全国公映后,刚过去的周末,剧组重返上海,在能容纳千余人的上海影城杜比剧院举办了一场特殊路演。片方特邀一批已过耳顺之年的观众前来观影,他们是片中角色的同龄人。映后互动场面温馨,票房成绩对“不讨好”的老年题材而言业已属成功,但值得玩味的是,路演主题取名“我们老了,还配爱吗”。一个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被《我爱你!》借创作的契机高声呐喊,这一刻,折射出影视行业多少创作的议题。

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产影视作品里的老年人形象多流于功能性,他们或是含辛茹苦的无私爸妈,或是为主角留下原生家庭之困的“问题根源”,又或是关键时刻能点醒年轻人的智慧长者。在年轻一辈主打的故事里,他们的出现似乎更多是为了映衬主角的内心隐痛、性格底色,为年轻主角的人生选择做出注解。比起《都挺好》里的苏大强、《我的前半生》中的薛珍珠、《安家》里房似锦的母亲等等,近期影视剧中出圈的老年人,频频从“背景板”走到叙事的前景,立足老年视角,讲述老人自己的故事。

《漫长的季节》里,王响、龚彪、马德胜组成的“中老年野生探案组”在观众心里烙下重重印迹。他们既飙车蹲人,也有谋略讲策略,既有拳拳爱子之心,也讲究父亲权威。追凶19年的他们、为爱放手的他们、在KTV热舞一支的他们,共同构成了老年视角下人性的复杂。《外婆的新世界》由闫妮一人分饰两角,塑造了孙玉萍、孙玉兰这对性格迥然的老年孪生姐妹:外婆孙玉萍为家庭牺牲小我,拉扯大了女儿和孙女,却在某天突然出走,在不同的城市游走间打开了自己的新世界;姨婆孙玉兰终身未嫁、性格刚直,有着说一不二的“人间清醒”人设。一对双生姐妹,两种老年人生,何尝不是如今的创作者试图用立体的老年角色来开掘人生故事的更丰富维度。

探入真实老年人的生活与欲望,才能为现实提供参考

从某种角度说,倪大红的角色对比或是如今老年题材审美转向、重点转移的最好例证。

他上一次凭老年角色深入人心,恐怕是《都挺好》里的“作爹”苏大强,一个巨婴式饭来张口好吃懒做同时又对生活条件颇多挑剔的老头。一句“我要喝手磨咖啡”的台词被年轻网友做成漫画、表情包,在剧集首播四年后的今天仍在被使用。电视剧里,他更多地承担了女主人公苏明玉的性格养成“注脚”,至于他内心有多少犹疑挣扎,剧中匆匆一瞥不及展开。

《我爱你!》公映,观众见到了全然不同的倪大红。他饰演的常为戒并非一个自我放逐楢山的社会边缘老人,而是积极向年轻人靠拢、试图打破“次元壁”的老龄潮人。他深谙网生代的生活娱乐密码,手机铃声设置为“完了,芭比Q”,向李慧如道歉时会说“我那天确实emo了”,他熟练运用各种短视频剪辑软件,会带着女朋友体验密室逃脱,还会和孙子一起游戏帮小孩上分……可弄潮老人就是常为戒的全部吗?影片很快给出否定答案,外人眼里的时髦老头被孙女一句话戳破了保护色,“不要再讨好别人了”。瞬间,常为戒的内心撕扯全然袒露了出来:发妻因病过世后,他陷入深深自责,一直努力讨好全家人。在无数年轻态的网络用语包裹中,他自身其实是失语的。他穿上被小辈淘汰的宽大T恤,带着落伍于时代的麒麟鞭,越热闹、越沉默,越欢脱、越愤怒。创作者借这位老人在“讨好型人格”背后隐藏的矛盾心理,剥开现实中普遍的代际区隔、认知差异。

但恰是这个真实得让无数晚辈看得内心有所思的角色,在导演韩延口中,得来却不乏“想象”、按自己的情感逻辑去构想的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做这部影片资料搜集时,我们遇到个很大的难题。我发现我们根本观察不到真实的老年人的生活,也看不到他们真实的欲望。”韩延说,“生活中我们看到老人之所以是某种样子,可能出于他们长者的身份。”在中国传统的语境里,社会总是赋予老年人“长辈”“师者”“资深人士”“活明白了”等标签,以至年轻一辈常看不见老人背对小辈、卸下所有负担后的真心、真欲望。创作者只有攻破长辈们的这层“伪装”,才能触及他们内心隐衷,也才能在反映现实后进而为现实提供参考。就像影片里常为戒的“讨好型人格”,最终的剧本定型还是出自现实中一份份有关“数字鸿沟”的社会报告。

导演辛爽也有类似的创作心路。他在《漫长的季节》创作谈时提及班宇文本里强大的力量,“那是很少被聚焦,但其实就在身边的人,有着稀缺的真实性”。正如故事里的王响他们,对生活和爱人的渴望一直在,生命经验造就的自尊和窘迫并存,有时候,欲望、絮叨、油腻会膨胀开,可终究是对这世界的深情占了上风,“要关注老年人的诉求,非探入他们真实的欲望不可得之”。

(作者 王彦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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