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有关气候变化的坏消息而感到心情沮丧；度假时看到丢在沙滩上的矿泉水瓶，忍不住捡起来；担心生活环境越来越糟糕，因此决定不生孩子……“气候焦虑”在欧洲年轻人中相当普遍。

“气候焦虑”不是一个新词。它近期被媒体重提，一是因为俄乌冲突后，能源价格飙升，倒逼欧洲加速绿色转型，气候治理再次成为焦点。二是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年轻一代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和焦虑感已经超过了病毒，欧洲尤其如此。

绿色转型是这届欧盟委员会的执政要点之一，因此从2019年本届欧委会上台执政以来，欧洲媒体就在气候问题上不遗余力地展开报道，在社会上营造出关注绿色环保、气候改良的舆论环境。再加上一些青年舆论领袖的“造势”，受众不觉中已形成“茧房效应”——越关注气候新闻，越急于寻求解决之道，从而接收到更多气候领域的信息，就越悲观。

对相当一部分欧洲年轻人而言，其他烦恼是暂时的，气候问题却是长远的。气候焦虑意味着担忧将来，而非现在。

目前欧洲处于疫后经济回暖期。以欧盟首都布鲁塞尔为例，最新公布的就业率是62.2%，据说已是“史上最高水平”。因此许多大学生和年轻白领认为，当前生活不需要太过忧心，而一想到自己和下一代即将成为气候危机的承接者，才真正让人感到无助。

从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到欧盟成员国气候谈判，欧洲年轻人看到了巨大的排放差距，看到了利益、妥协与不确定性，唯独没有看到乐观的前景。他们担心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物种灭绝、珊瑚白化、气候难民，这个世界“梦游般地走向气候灾难”。

对于未来的焦虑必然也影响未来。这代欧洲年轻人择业时，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绿色金融、绿色农业等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或致力于成为环保决策的参与者；教育下一代时，气候观和环保教育也大概率成为必选项。这些都是继续气候行动、实现气候目标的必要条件。

（作者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