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北京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关心最支持的事业。

在9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连续十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第一大支出。”

十年来，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能力也显著增强，日益成为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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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教育部组织高校建设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动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集成攻关大平台，成建制、体系化建设了688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448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形成了层次清晰、结构合理、支撑有力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

“高校科技创新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在发布会上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投入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将其概括为“四个更加”：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二是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的战略部署更加有力，三是无论财政状况如何、确保教育经费逐年只增不减的战略决心更加坚定，四是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不低于4%的战略目标更加明确。

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首次达到4%，此后连续10年巩固。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逐年加大、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但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始终坚持逐年只增不减。

郭鹏介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十年累计支出33.5万亿元，年均增长9.4%，高于同期GDP年均名义增幅（8.9%）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幅（6.9%）。

“尽管这一比例不同年份有高有低，但始终没有低于4%。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4%带动教育投入基数持续加大。不管是总投入，还是财政性、一般公共预算、非财政等渠道用于教育的钱，十年都翻了一番。”郭鹏说。

教育投入的格局可以概况为“三个80%”：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中，80%来自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政府投入是教育经费的第一大来源渠道；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80%来自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教育成为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中，80%来自地方，地方政府是教育支出的第一大主体。

“基数大了，意味着保障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厚实了。也可以说，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教育的‘家底’也是一个小康的‘家底’。”郭鹏说。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非财政性教育经费，2011年只有不到6000亿元，2021年达到1.2万亿元，是2011年的2.3倍，年均增长8.6%。

这意味着社会办学力度持续加大，民办教育明显发展。“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还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扶持措施。”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郭鹏也指出，“我国充分发挥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优势，推动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十年来，形成了布局清晰、层次合理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刘昌亚在发布会上说。

雷朝滋介绍，十年来，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的国家科技三大奖累计突破1000项。从数量上讲，过去十年里高校获得了一半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从质量上讲，高校获得了十年来60%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90%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

科技创新成果服务民生需求，持续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例如，北京大学在全球首创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系列新方法，攻克“出生缺陷”重大生殖健康难题，为我国数百万家庭带来了孕育健康新生命的希望。

每一次重大科技的突破，都是催生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机遇。

例如，由清华大学牵头设计，与中核集团、中国华能等央企联手打造出的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于2021年成功并网发电，推动我国高温气冷堆从“样品”变为“产品”，使我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掌握第四代核能技术的国家之一。

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真正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动力。

雷朝滋介绍，十年来，高校专利转让及许可合同数量突破6.5万项，专利转化金额从8.2亿元增长到88.9亿元，增幅接近十倍。

决定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有两个关键因素，科技成果本身的质量是内因，政策激励措施是外因。

近年来，教育部结合高校实际，从内外两大因素着手，一方面提升成果质量，强化科技成果源头供给，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等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 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率先调整专利资助奖励政策，推动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落地，扭转高校专利“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实施”的不良导向；另一方面加大政策激励，采取多种举措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大成果转化奖励力度，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

目前，高校普遍将奖励比例提高至70%，部分高校奖励比例达到90%以上，加快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例如，四川大学研发创制一类麻醉新药10余种，其中3个已获得新药证书上市，5个获临床批件，正在进行临床研究，麻醉新药发明专利转化金额达8.37亿元。上海交通大学牵头设计的天鲸号等大型绞吸挖泥船60余艘，年挖泥量超过10亿立方米，年产值超过百亿人民币。

高校是人才培养和集聚的主阵地，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双重使命。

雷朝滋介绍，十年来，高校新增两院院士350多位，近三次新增的两院院士，高校占比都超过50%；新增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超过1500人，高校集聚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总数的近70%。

据调查统计，2021年，高校参与理工农医类研究与发展项目的研究生超过100万人次，比2012年翻了一番。

高校科技创新活力也在不断激发。在9月9日“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十年来，教育部大力推进高校科技体制创新机制，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赋予高校科研管理更大的自主权，持续深化科技评价改革，以创新质量、能力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在高校逐步树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国家在科研经费的投入上逐年加大力度，接下来要着重考虑在结构优化和管理方式上做文章，切实使科研经费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并激发市场主体在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等方面的经费投入。

“要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权限和自主性，特别是要按照科研活动的自有规律进行管理，不能为了管理的便利性而让科研迁就管理。”马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类似于“杰青”项目实行的经费使用包干制试点，应该加快在其他项目推广，转变基于不信任乃至提防的科研管理模式，建立基于信任和承诺的科研管理模式，使科研人员挺起腰杆和轻装前进。

马亮还认为，要加大对科研失信行为的监督和打击力度，引导科研人员遵守科研规范准则，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要坚持破立并举，在破除科研失信的同时，弘扬和树立科研诚信。

今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了新的部署。

雷朝滋介绍，下一步，教育部将在持续推进高校开展高层次、高质量自由探索的同时，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