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李愿 北京报道

“事实上，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长期受总需求不足问题困扰，内需不足是表观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在中高端产品和服务领域存在许多供给抑制政策，导致供给能力增长受限，进而使得本就存在的有支付能力的庞大有效需求得不到充分释放。”5月6日，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3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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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奇帆看来，要通过有效扩大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逐步带动就业，以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增加其他人群的收入，推动经济大循环逐步进入供需动态适配的新水平。比如，汽车消费需求、改善性住房消费需求以及个性化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教育服务等等，这些领域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存在大量供给抑制政策，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释放这些有效需求，以新的改革红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日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稳定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在当日举行的论坛上，多位专家就如何正确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如何恢复和扩大需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5%，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2%，超出市场预期。但同时，3月CPI同比上涨0.7%，环比下降0.3%，引发需求不足的担忧。

“我认为中国经济复苏到了一个新阶段，但市场对于新阶段的分歧很大，原因是一季度数据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这些冲突性的数据导致我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恰恰印证了经济复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并解释称，这个新阶段是我们以往没有面临过的，需要重新进行思考其运行逻辑，并针对性做相应的调整。

刘元春举例称，物价下行是因为需求恢复很快，但是供给恢复得更快，需求没有跑过供给，供给、需求不同步复苏，不能解释为萧条。“因此宏观分析不仅仅要关注‘三驾马车’，更要关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更为深层的是要关注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以及修复过程中行为的调整和变异。”

“因此，我们的政策也要根据新逻辑来进行分析。新阶段，有新特征、新逻辑，更需要新政策。”刘元春强调。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在经济周期复苏的较早期，企业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仍然在观察消费是否起来，是否能持续，因此会出现需求偏弱的情况，这些并不奇怪，“同时去年四季度基数很低，市场的期待也比较高。”

在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看来，应该更加全面地分析经济数据，不仅要看同比，也要看环比，综合地来看，“从其他国家来看，社会环境恢复到正常状态后，经济一般都是在一季度内增长较快，后续经济内生动力的修复还需要政策的呵护。”

而在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看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增长的新周期，一方面从技术长周期看，过去5、6年，我国新技术不断涌现，当前在很多新技术领域占据了先机，比如AI领域、新能源领域等；另一方面，从自身经济周期看，改革开放以来，大体为每10年一个周期，80年代高增长、90年代调整，20世纪头10年超高增长、过去10年调整，“如果这个周期是成立的话，当前应该是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在多位专家看来，短期来看恢复需求的关键是消费，中长期来看则需要改革。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消费是今年中国经济的关键，一季度零售大幅表面上看反弹，但主要是餐饮、出行行业，而主要的零售产品，比如汽车、家电等仍然是负增长。“短时间内可以促消费的措施，可以对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和消费券，对一些大规模雇佣劳动力且积极合规缴纳社保的企业可以进一步降低社保、公积金费率，进而鼓励企业增加员工。”

“今年投资起来应当相对困难，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1.4%，很难想象一个企业会在利润不行的情况下会扩大再生产，去投资。”沈建光表示。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也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保增长、稳增长，短期来看，需要适当维护消费者信心，“上海有个做法比较好，全国可以推广，在支付环节补贴消费者，即不管消费者是买什么，通过调研发现补贴1元，可以促进消费4元，当然这不是长期的。”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表示，经济恢复短期靠消费，长期靠技术创新，自始至终贯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需要稳定他们的预期，很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本轮经济复苏和此前的经济复苏在居民消费方面有差别，脉冲效应很难持久，“当前经济复苏的瓶颈不在于货币财政政策是否足够宽松，而是在于是否能通过一系列的结构性政策，再次鼓起民间的信心，激发起民间的积极性，让市场在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扩大内需，我感觉我们需要在一些政策点上有一些新思考，而不是拘泥于传统消费政策，我们一定要真正调研清楚居民消费的热点。”刘元春也认为，比如保障性住房说了多年，是否可以通过保障性住房促进市民化速度提升，同时释放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消费红利；比如我们要发挥超大市场经济体的作用，来破解一些国家形成的“小院高墙”战略布局。

“在新阶段，国际、国内环境对于我们在政策上的拿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思路上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刘元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