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3%，从数据来看，前2个月的消费、投资增速均有所加快，但3月以来，由于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特别是一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3月当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5%，环比下降1.93%，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前2个月明显回落，消费、投资出现了较大波动。随着疫情影响逐步得到控制，消费增速将得到恢复。

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包括出台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纾困政策，部分城市还为受损中小微企业提供补贴，同时，要求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保障物流畅通。政府也在制定政策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事实上，汽车消费仍然有增长空间，尤其是较富裕家庭都有至少两辆车的需求，但在主要城市受限于两个因素，一是牌照限制，应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二是停车位稀缺且昂贵，应该鼓励城市地下停车场改造成为立体车库。此外，应该加强充电桩建设，以满足市场越来越多的需求。

从结构性政策看，政府试图释放或者培育新的消费空间，比如促进医疗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中国高端医疗服务目前需求大，但供给不足。随着老龄化率逐步上升，养老需求也在迅速放大，包括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养老服务供给依然短缺。在托育方面，应该加大公共投资，向家长提供低成本的服务。应当说，这些服务领域需要财政投资与商业力量共同努力，需要尽快制定更加积极的政策和明确法规支持、刺激增加供给，满足更多服务业消费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此外，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尤其是部分人口密度大的乡村地区，引导商贸流通企业、电商平台等向农村延伸。

我们也要看到居民消费的增速下行，从2011年的18.8%下降到了2021年的3.9%。消费增速下行从长期看与发展方式有关，而我们正处于转型阶段。大部分国家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制造业工人会成为中产阶层与消费主力，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基建与地产投资），获益更多的是金融、地产、互联网等行业，制造业工人以农民工为主，收入相对较低，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其制约了消费增长，地产价格过高也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当我们想要依赖投资扩大内需的时候，这会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投资的刺激作用可以做到立竿见影，大众消费潜力难以短期释放，而是需要一个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的调整过程。在经济增长周期性承压阶段，政策往往需要有短期效应，面向长期的调整则会造成更大压力，这会形成不良循环。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持续扭转经济结构脱实向虚趋势，做大做强制造业，这最终将表现在收入分配的改善，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有转型摩擦，还受到贸易摩擦和疫情因素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将在未来收获成果。

此外，抑制消费的因素还包括了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目前，中国政府提出教育“双减”政策避免更多家庭陷入教育培训投资竞赛，正在推动更多城市建设保障性公租住房，为新市民提供低成本的居住选择，医疗方面则通过药品集采等方式大幅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保障支出；为了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去年中央也将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纳入到国家战略。可以说，中国系统性的改革正在为未来释放消费潜力创造长期性的和结构性的条件，通过高质量发展，将会进一步改善未来可持续的健康的增长空间，短期内应该积极挖掘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加强市场的力量，推动消费升级。